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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友、任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典藏现状的调查

作者: 文章来源:《西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7月23日

摘要:据笔者实地调查及文献统计表明,胡佛研究所典藏有150个全宗,计2,933盒(文件夹)及1,796个缩微胶卷的中国抗战档案。这批档案的形成主体,绝大多数是由战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人员构成,同时包括少量战时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个人;档案的载体,主要由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回忆录及著作等形式构成;档案的内容,囊括了战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现状。它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本文按照档案形成主体的战时职务、职责的权限,参照其文本提要两项指标,将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类。

 

关键词:日记 信函 电稿 备忘录 回忆录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全称“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是斯坦福大学附设的一所独立文献典藏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以“收集资料,通过学术的研究,深入发掘‘战争’与‘革命’的原因,以便进一步促进‘和平’的发展”[1]232为创建宗旨,以典藏“战争、革命及和平”为主题的档案文献著称于世。具体而言,胡佛研究所典藏有一战、二战、“十月革命”、苏共及4,000余位近代国际人物档案,共计4,500余个全宗[1]226,6,000万件[2];图书160余万册;期刊2.5万种[1]223;缩微胶卷6万余个;被誉为“有关20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国际性的资料研究和出版中心”。

 

2005年前后,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孔祥熙档案及国民党文件等大量核心抗战档案入藏,并陆续开放,该所又俨然成为抗战文献典藏基地和抗战史研究中心。近十年来,海内外史学界、图书界、文博界亦对该所给予极大关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作为抗战文献典藏和研究专门机构,也不例外。

 

2012年9月,笔者受邀随“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一行,参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参访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代馆长Linda Bernard女士、东亚研究所主任张少书教授、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林孝庭博士等专家支持和帮助下,笔者有幸查阅了部分相关档案,并获赠其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文献最新目录和提要①等一手资料。经过逐一翻译、剔重、甄别和归类,并参考学界前期研究成果②,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对该所抗战文献典藏现状作一个概述,以飨读者。

 

 

目前,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典藏全部档案,约4,500个全宗,6,000万件,而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共有522个全宗③,约300万件[3],其中,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则有150个全宗,2,933盒及1,796个缩微胶卷。这批抗战档案,绝大部分是战时中美两国政要、军事将领、使(领)馆官员、参战官兵及在华社团、记者、外籍侨民、传教士等人士的个人文书,因此,它以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著作及回忆录等为主要载体,以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等为基本内容。

 

本文按照档案形成主体的战时职务、职责的权限,参照其文本提要两项指标,拟将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类,分别介绍如下:

 

一、综合类

 

综合类抗战档案主要分散于共产党、国民党两个政党组织及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三位国民党领袖或政要等5个全宗之中。此类档案囊括了战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政府决策层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基本政策策略的制定与修正、重大事件的应对与协调等核心信息,共计282盒、1,749个缩微胶卷。

 

(1)中国共产党文件,33盒,包含有1933-1945年间,中共关于全国及各级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状况的内部文件、书籍、期刊及小册子等。

 

(2)中国国民党文件,1,747个缩微胶卷,包含有1931-1945年间,国民党的各种政治、军事政策文件,尤其是最高国防会议记录。

 

(3)蒋介石日记,76标准盒。截止目前,日记已经开放到1955年,其中1931-1945年的日记囊括了其对战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决策、重大事件应对等全局性问题的规划、概括和检讨。由于其日记内容具有覆盖面广、连续性强等特点,所以有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貌。

 

(4)宋子文文书,69盒,又2个缩微胶片,已经全部开放。其主体内容是“关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二战期间,中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对美外交;战时中国重大事件;战时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的外交政策的通信、演讲、著作、备忘录、报告和照片”④。

 

(5)孔祥熙文书,103盒,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中第51-103盒只提供缩微胶卷。主体内容是关于抗战前后中国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战时中国的外交和财政政策的报告、会议记录及材料、通信、演讲稿、著作和音像材料等。

 

二、政治类

 

政治类抗战档案主要散存于以下两个层面人物文书中:一是经历抗战的国民党内派系人物,如谢持;国内党派政治人物,如曾琦、彭述之;国民政府部(会)行政首脑,如陈立夫、徐道粼、程天放;省(市)地方政要,如蒋经国、严立三;国内普通知识分子,如陈永玲等人的文书中。二是战时服务于国民政府的外籍政治顾问,如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或与之有关联外籍学者,如纳撒尼尔·彼得·拉思冯(Nathaniel Peter Rathvon)、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培根·彼特司(William B Pettus)等13人的私人文书中。此类档案记载战时中国局部或某一方面的政治现状、改革、建设和纷争等内容,共计13个全宗,133盒、45个缩微胶卷。

 

(1)陈立夫回忆录,9盒,其回忆录《暴风雨荡涤中国(1900-1993)》(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1900-1993),是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情况。此外,此档案中还有陈立夫的相关手稿、信件等原始文献。

 

(2)蒋经国日记,18盒,又38个缩微胶卷,此卷宗尚未开放。档案提要仅为“关于中国政治状况的资料”⑤。蒋经国日记起于1937年,次年他在江西开始长达7年的基层政治历练;1944年任三青团中央主要领导,开始涉入高层政治。按常理推测,此卷宗应有相当规模的关于战时江西政治状况的历史信息。

 

(3)徐道粼文书,1盒。徐道粼,法学家,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行政院事务局局长等职。其档案是关于中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地方自治的著作《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地方自治:民主自治与传统集权的冲突》及各种资料。

 

(4)程天放文书,14盒。程天放,国民党领导人、政治家。其档案是关于1940-1967年间中国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日记、笔记、著作和演讲词等。

 

(5)严立三文书,3盒。严立三,国军中将,曾先后执教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前后曾任湖北省主席、民政厅长等职。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10-1944年间中国政治状况及军事活动的日记、笔记和著作等。

 

(6)曾琦文书,2盒。曾琦,青年党领袖、参政会参政员。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25-1951年间中国政治状况、青年党、中美关系的著作、通信、演讲稿、剪报和印刷品等。

 

(7)谢持文书,2盒。谢持,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领袖。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39年以前中国政治情况。

 

(8)彭述之文书(含其妻陈碧兰部分文献),5盒。彭述之,中共早期领导人,后沦为“托派”领袖。其档案主要是关于中共早期运动、“托派”在中国活动的决议(resolutions)、通信、著作、演讲稿等;同时,也包括陈碧兰关于中国社会妇女状况的通信、回忆录、著作等。

 

(9)陈永玲文书,1文件夹。陈永玲,战时新疆学者。其档案是其回忆录《盛世才,一个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新疆封建军阀》及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部分材料。

 

(10)莱恩巴格文书(甲),29盒。莱恩巴格,1930-1937年曾任国民政府法律顾问。其档案有关于中国政治状况的日记、通信、笔记、著作、演讲稿和照片等。

 

(11)莱恩巴格文书(乙),35盒,又7个缩微胶卷。莱恩巴格,美国政治学家。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及战后中国政治状况的日记、通信、著作、演讲稿和宣传品等。

 

(12)彼特司文书,1文件夹。彼特司,1916-1945年曾任北京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校长。其档案有他本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及其他友人,关于中国抗战、战时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状况的调查报告等。

 

(13)拉思冯文书,1文件夹。拉思冯,美国商业管理者。其档案是1923-1945年间,他就中国历史、政治事件与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William H.Donald)及其他中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信函。

 

三、经济类

 

经济类抗战档案主要散存于以下三个方面全宗:一是战时国际国内经济援助机构,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the 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或在上述机构从事援华的工作人员,如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杰斐逊·富兰克林·雷(J.Franklin Ray);二是战时行政院经济部门首脑,如张嘉璈、赵棣华;三是战时国民政府美籍经济顾问,如阿瑟·尼科尔斯·扬格(Arthur N.Young)、路德维克·维托尔德·雷奇曼(Ludwik Witold Rajchman);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美籍高级管理者,如兰霍恩·W·邦迪(W.Langhorne Bond)、欧内斯特·巴特森·普利斯(Ernest Batson Price);美国在华经济类官员、学者或商人,如尤利·郝柏特·阿诺德(Julean Herbert Arnold)、布鲁斯·M·史密斯(Bruce M.Smith)、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里米(Charles Frederick Remer)等13机构文件或个人文书。此类档案不仅涉及战时中国财政、金融、交通、贸易等宏观政策制订及实施;还涉及到资源调查、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也包含战时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国际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援华记录等内容;共计13个全宗,369盒、又7盘录音带和1个视频。

 

(1)张嘉璈文书,30盒。张嘉璈,1935-1942年曾先后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等职;1943年参加国际航空会议、国际货币会议等重要经济会议。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及抗战末期满洲经济状况的日记、信件、财政记录、统计、报告、说明、著作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档案中,有大量日据时期关于东北经济社会调查的日文数据资料[4]。

 

(2)赵棣华文书,2盒。赵棣华,战时曾先后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中国交通银行经理等职。其档案是关于中国银行业和经济状况的日记、著作、笔记、通信、备忘录、报告、印刷品和照片等。

 

(3)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4盒。其中有关于1943-1948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赈灾和重建工作的期刊、小册子和印刷品等。

 

(4)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档案,7盒。其中有关于1945-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日常活动情况及生活场景等文书。

 

(5)威尔斯文书,113盒,又1视频资料。威尔斯,本名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即著名美籍驻华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夫人。抗战前后,她曾深入陕甘宁边区做长时间采访、调查,搜集有大量中共及边区政府经济社会的原始资料,1941-1945年曾任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主席。其档案主要包括关于1936年中共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学生、劳工等运动、西安事变、中日战争、中国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信件、访谈稿、报告、备忘录、著作、新闻稿件、机构记录、演讲稿等。

 

(6)杰斐逊·富兰克林·雷文书,2盒。杰斐逊,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中国办事处执行局局长。其档案主要是抗战末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赈济工作的会议和报告记录等。

 

(7)扬格文书,122盒。扬格,1929-1946年任中国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财政顾问。档案中第7—106盒是其担任中国财政顾问期间的文件,与战时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直接相关,包括日记、通信、报告、备忘录、研究、新闻剪辑、时事通讯等⑥。

 

(8)维托尔德文书,1文件夹。维托尔德,1940-1941年任中国政府顾问;1944年协办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在中国实施救济工作的内容。

 

(9)普利斯文书,14盒。普利斯,抗战前后曾任美驻华领事、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31-1945年日本军事侵略中国和满洲、1914-1950年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及1914-1929年美国对华外交关系的通信、日记、急件、著作、演讲稿、印刷品和照片等”⑦。

 

(10)邦迪文书,4盒。邦迪曾任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31-1950年,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国商用航空公司(commercial aviation)的通信、报告、著作、印刷品、以及其私人档案和照片等。

 

(11)史密斯文书,1文件夹。史密斯,1939-1940年和1946-1947年间,曾两度担任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其档案是关于抗战及战后中美贸易关系、在华美国商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的通信、备忘录、报告、会议记录、以及剪报等。

 

(12)阿诺德文书,17盒。阿诺德,1914-1940年任美国驻华领事馆商务参赞。其档案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华领事服务、美国远东商业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日记、通信、笔记、急件、备忘录、报告和演讲稿等。

 

(13)里米文书,52盒,又6盘录音带。里米,美国经济学家。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15-1967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通信、著作、笔记、研究稿、演讲稿、剪报和印刷品等。

 

四、军事类

 

军事类抗战档案是该所典藏相关档案中比例最大,最丰富和最完整的组成部分。它是以战时中美军事决策和执行两个层面人物的私人文书为主体,兼及战时非军事人员亲历、战后学者搜集的相关档案文献等。此类档案既有中美战时军事战略策略规划,也有战役战术策订;既有战时军事建设,也有具体战场战事;既有战时盟军援华记载,也有日军暴行实录等内容;共计64个全宗,1,306盒,又7卷电影胶片、9盘录音带。大致分散于以下7类全宗:

 

第一,亲历抗战的中国军事将领,如黄镇球、黄仁霖、毛炳文;德籍军事顾问埃里希·史脱茨纳(Erich Stoelzner)和英籍国军将领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等5个全宗,14盒。

 

(1)黄镇球文书,10盒。黄镇球,国军上将,抗战期间主持防空工作。其档案是关于1938-1970年间中国政治军事的日记、回忆录、著作、演讲稿和传记资料等。

 

(2)黄仁霖文书,1盒。黄仁霖,国军上将,1937-1946年曾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其档案主要是关于抗战期间及战后国民政府的回忆录、演讲稿、简报和照片等。

 

(3)毛炳文自传初稿,1文件夹。毛炳文,国军中将,曾参加淞沪会战。其档案是关于其在中国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自传初稿。

 

(4)史脱茨纳回忆录,1文件夹。史脱茨纳,1928-1957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其回忆录是关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华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

 

(5)斯图亚特回忆录,1盒。斯图亚特,英籍国军上校。其回忆录有关于抗战期间在缅甸和华南的游击战、中美联合军事活动等内容。

 

第二,战时美国政府及军事相关部门(如白宫、总参谋部、陆军总部、海军总部、战略情报部等)决策层人物和参与中国战区、中缅印战区等远东战场战略规划及军援策略制定者,如劳奇林·伯纳德·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查尔斯·梅兰德·库克(Charles Maynard Cooke)、艾伯特·柯迪·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威廉·斯特林·扬曼(William Sterling Youngman)、约翰·雷蒙德·哈钦森(John Raymond Hutchinson)等5个全宗,303盒,又2卷电影胶片。

 

(1)居里文书,6盒。居里,美国经济学家,1939-1945年曾任罗斯福总统特别行政助理,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41-1942年间两次以特使身份访华,成功策划、推动对华实施“租借法案”,化解中美双方因“史迪威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援华、中缅印战区军事活动的会谈纪要、通信、备忘录、报告和访华文件等。

 

(2)库克文书,38盒。库克,美国海军上将,1944-1945年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美国海军作战部、盟军内部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的电报、通信、报告、备忘录、急件和著作等。

 

(3)魏德迈文书,225盒,又2卷电影胶片、19盒唱片。魏德迈,美国陆军上将,抗战期间曾先后任美国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兼战略政策部主任、盟军东南亚联合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等职。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时期盟军战略规划及在华军事行动、美国对华政策的命令、计划、备忘录、报告、通信、著作、演讲和大事记等⑧。

 

(4)扬曼文书,1盒。扬曼,1942-1945年任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⑨执行部主任。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及对华外交政策的通信、著作和采访稿打印件等。

 

(5)哈钦森文书,14盒。哈钦森,战时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教育和图象专家。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发布宣传片的通信、电影剧本、印刷品和照片等。

 

第三、战时中美相关机构及战后相关协会,如: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星条旗报社(Stars and Stripes Editorials)、大钟文化合作协会(Ta Chung Cultural Cooperation Association)、中缅印驼峰飞行员协会(China-Burma-India Hump Pilots Association)等5个全宗,53盒档案

 

(1)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记录,49盒(文件夹),是关于1940-1947年间中国从美国采购和运输军事物资、中缅印战区军事合作以及战时中美外交关系的通信、备忘录、报告、财务及人事记录等。同时,也有该机构公司执行部主任扬曼的办公文件。

 

(2)星条旗报社社论(中文版),1文件夹,是关于抗战末期驻华美军的社论。

 

(3)“在东北为和平民主而战”(大钟文化合作协会宣传文献),1文件夹,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共军队在东北与日军作战以及反抗国民党的军事斗争等内容。

 

(4)中缅印驼峰飞行员协会时事通讯,1盒。该协会是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的美国空军退伍军人的组织。其档案中有各类战时亲历者的回忆录等。

 

(5)无线电新闻录音(1945),1盘录音带。播音员鲍勃·布朗比(Bob Brumby)。其内容是关于滇缅路重新开放的新闻播报录音,由美国广播系统(the Mutual Broadcasting System)1945年翻录自重庆新闻广播录音。

 

第四,直接参与中国战区、中缅印战区作战的美军将领和官兵的文书档案,其中绝大部分与中美联军在中缅印战区军事活动有关,包括战役战术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具体军事战斗日志、美军军援、医疗救护及将士心态等内容。

 

陆军:有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雷蒙德·艾伯特·惠勒(Raymond Albert Wheeler)、罗伯特·密尔切利斯特·加能(Robert Milchrist Cannon)、欧内斯特·佛瑞德·伊斯特布鲁格(Ernest Fred Easterbrook)、海顿·勒麦尔·鲍特里尔(Haydon L.Boatner)、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威廉·鲁道夫·格鲁伯(William Rudolph Gruber)、罗伯特·帕文·威廉姆斯(Robert Parvin Williams)、维格勒·理查德·丹尼尔(Richard Daniel Weigle)、李·V·哈里斯(Lee V.Harris)、保罗·勒罗伊·琼斯(Paul LeRoy Jones)、约翰·勒罗伊·克里斯汀(John Leroy Christian)、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约翰·理查德·萨弗尔(John Richard Shaffer)、欧内斯特·埃德蒙·塔布斯科特(Ernest Edmund Tabscott)、约翰·P·雷克(John P.Lake)、劳伦斯·马克森·韦格(Laurence Maxon Wiig)、西格弗里德·奥本海姆(Siegfried Oppenheim)、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詹姆斯·康拉德·迈尔斯(James Conrad Myers)等19位将士的文书,共计19个全宗,324盒,又5卷电影胶片、6盘录音带。

 

(1)史迪威文书,122盒(内含91标准盒、14超大盒、4盒幻灯片、7信封、3个粘贴簿、3磁带盒地图和图表及大事记)。史迪威,美国陆军上将,1942-1944年曾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及驻缅中国军队司令、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等职。其档案是关于1937-1945年中国政治发展、中日战争和中缅印战区的日记、通信、电报稿、军事命令、报告、回忆录、著作、带注释的地图等⑩。

 

(2)惠勒文书,92盒(内含45标准盒、7超大盒、1卡片盒、5卷即显电影胶片、6卷录音带、26信封、3盒相册)。惠勒,美国陆军中将,1945年任美军驻印度、缅甸司令。其档案中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军事行动及修建史迪威公路的日记、备忘录、报告、通信、著作、演讲、地图、即显电影胶片和照片等。

 

(3)加能文书,11盒(信封)。加能,美国陆军中将,1944-1945年任中缅印战区北方战地司令部参谋长。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缅印战区的命令、通信、大事记(memorabilia)、演讲稿、剪报和照片等。

 

(4)伊斯特布鲁格文书,22盒。伊斯特布鲁格,美国陆军少将,1944年曾任史迪威将军助手。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在中缅印战区军事行动的命令、通信、报告、演讲稿、著作及大事记等。其中,包括其父(一名随军牧师)埃德蒙·佩珀勒尔·伊斯特布鲁格(Edmund Pepperell Easterbrook)的文书。

 

(5)鲍特里尔文书,10盒(信封)。鲍特里尔,美国陆军少将,1942-1945年曾任驻印中国军队参谋长。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缅印战区战略战术问题的通信、备忘录、报告、笔记、研究及地图等。

 

(6)多恩文书,34盒(信封)。多恩,美国陆军准将,1944-1945年曾任中国训练与作战部司令。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史迪威将军、中缅印战区美军军事活动的命令、通信、备忘录、回忆录和著作等。

 

(7)格鲁伯文书,4盒。格鲁伯,美国陆军准将,1942-1945年曾先后任中缅印战区美军炮兵司令、第24师炮兵司令等职。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在远东军事活动的命令、通信、备忘录、报告和著作等。

 

(8)威廉姆斯文书,8盒。威廉姆斯,美军医疗部队准将,1942-1945年任中缅印战区外科医官。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陆军医疗服务队在中缅印战区服务的日记、通信、备忘录、回忆录和研究稿等。

 

(9)丹尼尔文书,1盒。丹尼尔,美国陆军上尉,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秘书。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印度的活动和有关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的日记、命令、急件、会议速记(press conference transcript)及备忘录等。

 

(10)哈里斯文书,3盒。哈里斯,美国陆军上校,马歇尔中国观察团成员。其档案中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军在华活动的文献。

 

(11)琼斯文书,10盒(文件夹)。琼斯,美国陆军上校,1944-1945年任中缅印战区公共关系部官员。其档案是关于史迪威将军和抗战期间中美在中缅印战区的联合军事行动的日记、命令、演讲稿、新闻稿、剪报、地图和照片等。

 

(12)克里斯汀文书,4盒。克里斯汀,美国陆军少校,抗战期间曾任美国军事情报部南亚支部主任。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缅印战区、太平洋战场等战区军事活动的报告、备忘录、研究、航拍照片和地图等。

 

(13)斯维尼文书,1盒。斯维尼,美国陆军士官,1942-1944年曾任印度蓝姆迦(Ramgarh)训练基地教官。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美籍教官在蓝姆迦训练中国军队的札记、著作、录音带和印刷物等。

 

(14)萨弗尔文书,1盒。萨弗尔,美国陆军军士,1942-1944年曾任中缅印战区先遣队总部摄影师。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中缅印战区中美联军军事活动的照片和著作。

 

(15)塔布斯科特文书,1盒。塔布斯科特,美国陆军上校,抗战末期曾任盟军驻长春执行总部美国支部先遣队司令。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末期盟军共管东北的命令、通信、报告、备忘录、印刷品及照片等。

 

(16)雷克文书,3盒。雷克,美国陆军上校,曾任中国作战司令部第十八军作战部司令。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美国军事援助中国,以及1946年美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命令、报告、个人记录和照片等。

 

(17)奥本海姆文书,3盒。奥本海姆,美国陆军军士长,抗战末期美军中国战区战略情报局工作员。其档案是关于抗战后期美军在华军事行动的文件、命令、通信、杂录(miscellany)和照片等。

 

(18)拉夫罗夫文书,1盒。拉夫罗夫,美国陆军上尉。其档案是“一个关于香港陷落的原因分析”的报告,是关于抗战期间日本攻占香港的报告。

 

(19)迈尔斯文书,1盒。迈尔斯,美国陆军军士,1944-1945年间曾是美军信号部队5级技术兵,第993信号服务公司成员。其档案是抗战期间在华、印度的美军作战军人与家人之间的通信。

 

空军:有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梅理安·C·库柏(Merian C.Cooper)及乔治·L·德天(George L.Dunten)等3位将士的文书,共计3个全宗,19盒。

 

(1)陈纳德文书,17盒(文件夹)。陈纳德,美国空军中将,1941-1945年曾先后任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等职。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国航空作战、战后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命令、备忘录、通信、报告、演讲稿及著作等。

 

(2)库柏文书,1盒。库柏,美国空军准将,1942年曾任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参谋长。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时期美国国防政策、美国的共产主义战略、空军力量及陈纳德将军的杂记、通信和备忘录等。

 

(3)德天回忆录,1文件夹。德天,美国空军中尉,1944-1945年间是第315航空运输中队成员。其回忆录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空军在中缅印战区的军事行动的内容。

 

海军:有弥尔顿·E·梅乐斯(Milton E.Miles)、托马斯·H·宾福德(Thomas H.Binford)、塞缪尔·鲁茨·霍华德(Samuel Lutz Howard)、查尔斯·乔纳森·怀汀(Charles Jonathan Whiting)、查尔斯·朱利安·惠勒(Charles Julian Wheeler)、本杰明·W·加里(Benjamin W.Gally)等6位将士的文书,共计6个全宗,43盒。

 

(1)梅乐斯文书,13盒(信封)。梅乐斯,美国海军中将,1942-1945年曾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所长。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中日军事冲突事件的命令、通信、备忘录、笔记、报告、演讲稿和著作等。

 

(2)宾福德文书,7盒(信封)。宾福德,美国海军中将。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太平洋战役、日本战争罪行等的演讲稿、报告、奖章、印刷品和照片等。

 

(3)霍华德报告,1文件夹。霍华德,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其报告中有1941-1942年间美国第4海军陆战队从中国上海疏散至菲律宾奥隆阿波(Olongapo),作为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守卫部队,以阻止日军继续西进的内容。

 

(4)怀汀文书,10盒(相册)。怀汀,美国海军少将,1937年曾任美军“班乃岛”(Panay)号事件审判庭审判员。其档案有关于1937年美国“班乃岛”号炮舰在上海遭日军炸沉、1937-1940年美国海军在华的其它行动的命令、通信和报告等。

 

(5)惠勒文书,11盒。惠勒,美国海军少将。其档案中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行动的通信、著作、大事记和剪报等。

 

(6)加里文书,1文件夹。加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其档案中有1945年美军进攻硫磺岛(Iwo Jima)的橡皮地形图(rubber relief map)和中国故宫博物院文物清单的影印件等。

 

第五、前苏联官兵及日本战俘对日军侵华重大事件的回忆文献。其中有前苏联军官亚历山大·M·尼科拉耶夫(Alexander M.Nikolaieff)、弗拉基米尔·D·帕斯托夫(Vladimir D.Pastuhov),以及日本战犯山本勇夫(Isao Yamamoto)等3个全宗,72盒档案

 

(1)尼科拉耶夫文书,1文件夹。尼科拉耶夫,前苏联陆军上校。其档案是《加拿大防务季刊》(the Canadian Defence Quarterly)关于1933-1935年间日军在满洲里和热河军事行动的报道清样稿。

 

(2)帕斯托夫文书,70盒(信封)。帕斯托夫,前苏联军官,1931-1934年曾任国际联盟满洲事件调查团秘书。其档案是调查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通信、备忘录、报告、访谈录、地图和照片等。

 

(3)山本勇夫文书,1文件夹。山本勇夫,侵华日军军官,1945-1947年间是在苏联战俘营服刑的战犯。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满洲日军战争末期向苏联投降,以及其在苏联战俘营的信件和回忆录。

 

第六、战时美籍非军事人士,包括民航飞行员、战地记者、随军牧师、在华留学生等人士,对中国抗战军事活动、美国军事援华的记录。其中包括唐纳德·W·麦克布赖德(Donald W.McBride)、保罗·弗里曼(Paul Frillmann)、理查德·弗农·希尔(Richard Vernon Hill)、杰克·拜登(Jack Belden)、卡尔·H·冯·韦根特(Karl H.Von Wiegand)、兰德尔·切斯·古尔德(Randall Chase Gould)、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艾美特·W·斯金纳(Emmett W.Skinner)等9个全宗,41盒档案

 

(1)麦克布赖德日记(数量不详)。麦克布赖德,1943-1945年任中国航空运输公司飞行员。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美国从印度、缅甸向中国军队提供补给的航空运输的日记。

 

(2)弗里曼文书,8盒(信封)。弗里曼,战时在华美籍传教士、随军牧师。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华活动的命令、通信、笔记、备忘录和照片等。

 

(3)希尔录像带,1盒。希尔,战时在华美国商人,1937-1941年间是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成员。其录像是关于抗战期间驻华美军的军事活动及战前中国城市街景和社会活动等实景影像。

 

(4)拜登文书,5盒。拜登,战时在华美国战地记者,曾在中国、缅甸等国进行战地采访,著有《跟随史迪威将军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1943)、《马革裹尸仍其时》(Still Time to Die)(1944)等作品。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美盟军军事活动的通信、新闻稿件和著作,也有他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部分通信。

 

(5)韦根特文书(数量不详)。韦根特,美国战时新闻记者。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国战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通信、急件、著作、照片、剪报和印刷品等。

 

(6)古尔德文书,17盒(信封)。古尔德,1923-1949年任美国驻远东记者。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远东,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通信、著作、剪报和照片等。

 

(7)诺顿文书,4盒。诺顿,美国律师、新闻工作者。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美关系及美国援助中国的通信、著作、演讲稿、剪报、印刷品和照片等。

 

(8)威尔逊文书,1盒。威尔逊,战时在华美国医生。其档案是关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的信件。

 

(9)斯金纳文书,3盒。斯金纳,1930-1934年间是在上海的美国留学生。其档案是关于日本在华军事活动、以及抗战前后美国人在中国活动的札记、著作、期刊、名录、剪报和照片等。

 

第七、战后中美英等国学者,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在研究或著述过程中搜集到的、反映战时中美将领的军事活动、美国援华政策措施、美在华情报工作、日军在华侵略暴行(诸如制造、使用生化武器)的政府档案、私人信件或著作等档案文献。其中包括沈克勤、劳伦斯·马克森·韦格(Laurence Maxon Wiig)、罗杰·詹姆斯·桑迪兰兹(Roger J.Sandilands)、弗朗兹·H·迈克尔(Franz H.Michael)、基思·E·艾勒(Keith E.Eiler)、谢尔顿·H·哈里斯(Sheldon H.Harris)、约翰·N·哈特(John N.Hart)、奥利弗·约翰逊·考德威尔(Oliver J.Caldwell)和张纯如等9个全宗,535盒,又3盘录音带档案

 

(1)沈克勤文书,8盒。沈克勤,台湾作家,曾任孙立人将军秘书。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孙立人将军领导的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及中国内战的通信、演讲稿、著作、出版物及照片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宗档案中有孙立人将军的“缅甸作战报告”及仁安羌等几场战役资料。

 

(2)韦格收藏品,2盒。韦格身份不详。其档案是抗战期间“美国陆军心理作战司令部(United States Army Psychological Warfare Branch)、战时新闻局、国务院及联邦调查局等单位,就美籍日裔心理学专家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与中共军队联络活动的通信、备忘录、报告和著作的复制件”(11)。

 

(3)桑迪兰兹札记,1文件夹。桑迪兰兹,英国经济学家。其档案有关于以1941年居里在华调遣飞虎队为中心的通信、笔记和剪报等;也有战时他与居里、费正清(John K.Fairbank)、宋美龄之间的通信等。

 

(4)迈克尔采访录,1文件夹,3卷录音。迈克尔,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受访者拉蒙·H·迈尔斯(Ramon H.Myers),采访录音有1944年迈克尔根据华盛顿大学制订的“远东美军特别训练计划”制作的备忘录翻印件等史料。

 

(5)艾勒文书,37盒。艾勒,美国历史学家。其搜集的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魏德迈在华活动的通信、笔记、军事记录和著作的复制件。

 

(6)哈里斯文书,60盒。哈里斯,美国历史学家。其搜集的档案是“关于二战前和二战中,日军在华制造生化武器的政府公文复制件、通信、录音、视频、照片、著作及印刷品等。也包括哈里斯撰写《死亡工厂:日本生化武器(1932-1945)》(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和《美国的掩饰》(the American Cover-up)两本著作的部分研究素材等”(12)。

 

(7)哈特收藏品,1盒。哈特,美国历史学家。哈特收藏品是关于抗战期间史迪威及其助手大卫·D·巴雷特(David D.Barrett)、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等美军将领在华活动的信件。

 

(8)考德威尔文书,13盒。考德威尔,美国教育家。其档案中有关于抗战前中国状况及战时美驻华战略服务部官员活动的通信、报告、备忘录、演讲稿和著作等。

 

(9)张纯如收藏品,413盒(文件夹)。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收藏品是其研究素材,其中有关于战时中国的政府档案及记录材料的翻拍件、私人信件、著作、采访材料、印刷品、视频音频资料以及大事记等文献;“也包括她一些未完成的著作研究材料,如日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士、日军对美军战俘的暴行等”(13)。

 

五、外交类

 

外交类抗战文献主要分散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全宗:第一、战时中国外交部官员、驻外使领馆使节,如胡世泽、金问泗、颜惠庆、张歆海等个人档案,记录中国战时外交政策或重大外交事件;第二、战时各盟国外交官,尤其是驻华使领馆使节,如美国外交部劳伦斯·E·萨利斯堡(Laurence E.Salisbury)、弗雷达·奥特丽(Freda Utley);驻华使节奥利弗·埃德蒙·克拉布(Oliver Edmund Clubb)、阿伦佐·布兰德·考尔德(Alonzo Bland Calder)、威利斯·拉格尔斯·派克(Willys Ruggles Peck)、大卫·纳尔逊·罗(David Nelson Rowe);波兰驻华大使简·弗莱琳(Jan Fryling)等个人档案,记录战时盟国对华外交政策或重大外交事件;第三、美国战时与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非传统、半官方“半独立外交”的军事人员个人档案。这批外交人员以“美军驻延安观察团”或“马歇尔使华团”成员身份,以考察中共军事力量、搜集敌伪情报、建立情报网络等名义在根据地活动,客观上也是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甚至美国政府官员交往的联系纽带,起到了战时特殊外交人员的作用,如大卫·丁·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威尔伯·J·彼得金(Wilbur J.Peterkin)、伊凡·D·伊顿(Ivan D.Yeaton)、保罗·C·杜马克(Paul C.Domke)、库尔特·古斯塔夫·哈佩(Kurt Gustav Happe)、梅尔文·A·卡斯比(Melvin A.Casberg)、小李林赛(Hsiao-li Lindsay)、弗兰克·H·H·金(Frank H.H.King)、菲利普·D·斯普劳斯(Philip D.Sprouse)等个人档案。第四、战时美国其他非外交机构或人员(他们以特殊方式或渠道执行外交任务),如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广播情报部(Foreign Broadcast Intelligence Service)、路易莎·科尔格诺(Louisa Kilgroe)和萨顿·克里斯汀(Sutton Christian)等机构或个人少量外交档案。此项外交类档案,共25个全宗,计432盒,又14部电影胶片、4盘录音带和2个缩微胶片

 

(1)胡世泽文书,10盒(信封)和1部电影胶片。胡世泽,中国外交家,1933-1945年曾先后任驻瑞士公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其档案有关于战时国际外交会议、中苏关系和联合国的日记、通信、报告、备忘录、演讲稿和著作等。

 

(2)金问泗文书,2盒。金问泗,中国外交家,1933-1945年曾先后任驻荷兰、挪威两国大使。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国与荷兰、比利时、挪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国际联盟外交关系的内容。

 

(3)颜惠庆自传,1标准盒。颜惠庆,中国外交家、政治家,1933-1936年曾任驻苏大使。其自传涉及到抗战前后中国外交等内容。

 

(4)张歆海文书,19盒。张歆海,中国外交家,1933-1937年曾先后任驻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大使。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美外交关系,尤其是1941-1945年中国为获取美国公众援助的外交努力的通信、著作、剪报和印刷品等。

 

(5)萨利斯堡文书,5盒(信封)。萨利斯堡,美国外交家,1941-1944年任美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司副助理司长。其档案有关于战时美国与中国、日本、菲律宾之间外交关系的通信、报告、回忆录和著作等。

 

(6)奥特丽文书,98盒(信封)。奥特丽曾任中美政策协会主任。其档案有关于两次世界大战间,尤其是抗战期间中国政治形势和中美关系的通信、著作和印刷品等。

 

(7)克拉布文书,35盒。克拉布,美国外交家。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的通信、笔记、演讲稿和著作等。

 

(8)考尔德文书,46盒。考尔德,1920-1941年和1945-1948年两度任美国驻华领事官。其档案有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通信、备忘录、报告、剪报、照片和小册子等。

 

(9)派克文书,5盒(信封)。派克,美国外交家,1906-1926年和1931-1940年曾两度任美国驻华领事官。其档案有关于中国战时外交关系方面的日记、通信、备忘录、自传和剪报等。

 

(10)大卫·纳尔逊·罗文书,142盒。大卫,1941-1942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其档案有关于中国历史及战时外交关系的通信、笔记、报告、著作和大事记等。

 

(11)波兰驻华大使札记,1盒。札记主人不详。其内容是关于1942-1945年间中国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外交关系的通信和备忘录。

 

(12)弗莱琳文书,6盒。弗莱琳曾任波兰驻华使馆参赞、大使等职。其档案有关于战时波兰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日记、通信、笔记、著作、演讲稿和剪报等。

 

(13)包瑞德文书,6盒(信封)和2盘录音带。包瑞德,美国陆军准将,1944年任美军驻延安观察团团长。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时期在延安的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和中国军事状况的手稿、通信、印刷品、照片和录音带等。

 

(14)彼得金文书,10盒(信封)和3卷电影胶片、1卷缩微胶片、2盒录音磁带。彼得金,美国陆军上校,1944-1945年任美军驻延安观察团司令官兼执行官。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共军队武器、服装、装备的日记抄本、信件、报告、地图、照片、即显电影胶片和大事记等。

 

(15)伊顿文书,15盒(信封)。伊顿,美国陆军上校,1945-1946年任美军驻延安观察团司令。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美国军事情报组织、租借活动以及1944-1946年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命令、通信、报告、备忘录和回忆录等。

 

(16)杜马克音频视频,8卷电影胶片。杜马克,美军驻延安观察团成员。其档案有关于1939年中国赠美大熊猫转运圣·路易斯动物园的“大熊猫外交”及1944-1945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活动的电影和照片。

 

(17)哈佩回忆录,1文件夹。哈佩,美军驻延安观察团成员。其回忆录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等内容;也包括一些传记资料和照片等。

 

(18)卡斯比报告,1文件夹。卡斯比,美军驻延安观察团成员。其报告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医疗组织和装备等内容。

 

(19)小李林赛回忆录,1卷缩微胶片。小李林赛,中国教师,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林赛的妻子。其回忆录是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44-1945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在延安、1944年其应赫尔利邀约两次访问延安的活动和其回忆所接触人物等内容。

 

(20)斯普劳斯文书,20盒(信封)。斯普劳斯,马歇尔使华团成员。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末期中美关系和马歇尔使团的请柬、规划书、印刷品、外交官衔名录和剪报等。

 

(21)弗兰克·H·H·金电影胶片,1卷。弗兰克,美国陆军公共关系部官员。其拍摄的电影有关于马歇尔观察团在延安、中共军队、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物活动等内容。

 

(22)美国国务院杂项记录,5盒。其中有1942-1943年间国务院收到的关于国际加强制裁侵略国家形势等油印报告文献。

 

(23)美国对外广播情报部杂项记录,1盒。该情报部是二战期间美国专职监听其他国家电台的政府机构。其档案有战时中共延安广播电台播音稿的翻译件(部分经过挑选的配音片,还可以使用(14))。

 

(24)克里斯汀文书,1盒。克里斯汀1945年任美国战情办公室中国司成都、西安分支主任。其档案中有关于1944-1945年美国在陕甘宁边区进行政治宣传的通信、著作、报告和印刷品等。

 

(25)科尔格诺文书,1文件夹。科尔格诺身份不详。其著作《美国在中日冲突中的远东政策(1937)》(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i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1937)是述评抗战初期美国对华、对日的外交政策策略。

 

六、社会类

 

社会类抗战档案涉及领域十分宽泛,内容极其丰富。从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社会观察和记录。此类档案有29个全宗,共计219盒,又20卷电影胶片、1盘录音带,大致分散于以下两类全宗:

 

第一、美国驻华使节、记者等公务人员,如使节约翰·肯尼思·考德威尔(John Kenneth Caldwell)、亨利·S·埃文斯(Henry S.Evans)、诺伍德·佛朗西斯·阿拉姆(Norwood F.Allam);新闻记者阿奇博尔德·特洛伊·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保罗·F·弗德曼(Paul F.Huldermann)等人士的档案,他们拥有众多信息渠道,能从宏观层面观察和记录战时中国社会现状。

 

第二、生活在战时中国的各社会层面的中外人士,包括学者、商人、传教士、犹太难民个人或群体等的档案档案记录的是他们对战时中国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等社会现状的观察和认知。如学者张书圻、克莱德·贝利·萨金特(Clyde Bailey Sargent)、乔治·思庞特(Georges Spunt);商人阿奇·凯里(Arch Carey)、威廉·A·兰德尔(William A.Randall)、詹姆斯·亚瑟·达夫(J.Arthur Duff)、莉迪亚·布比斯克·斯科姆索(Lydia Bubeshko Schmuser);传教士艾达·普鲁特(Ida Pruitt)、埃利斯·C·里德(Alice C.Reed)、贝提斯·奥斯顿·卡斯蒂(Bettis Alston Carside)、查尔斯·路德·博因顿(Charles Luther Boynton)、罗德里克·斯科特(Roderick Scott)、乔治·W·谢菲德(George W.Shepherd)、哈里特·里特维德(Harriet Rietveld);医生鲁道夫·L·克鲁克(Rudolph L.Crook)、利奥·艾洛斯(Leo Eloesser);犹太难民个人或群体,如中国-犹太协会(Sino-Judaic Institute)、盖德·D·华伦斯坦(Gerd D.Wallenstein)、玛多克·雷蒙德·尼西姆(Matook Raymond Nissim)、厄玛·C·埃尔曼(Irma C.Erman)和弗雷德·D·马库斯(Fred D.Marcus)等个人或群体的文书。

 

 

(1)考德威尔文书,2文件夹(信封)、12卷电影胶片。考德威尔,美国外交家,战时驻天津领事。其档案有关于1930-1942年间中国民间日常生活场景的纪录片。

 

(2)埃文斯文书,4盒(信封)。埃文斯,美国法学家,曾任中国新闻服务社中西部局局长。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状况的手抄本、备忘录和新闻稿等。

 

(3)阿拉姆文书,30盒(信封)。阿拉姆战时曾先后任美驻华领事、战略服务部情报局远东部主任及《申报》编辑和发行人等职。其档案有关于抗战前后中国,尤其是上海社会状况的通信、手稿、笔记、报告、备忘录、演讲稿和剪报等。

 

(4)斯蒂尔文书,5盒。斯蒂尔,战时驻华美国新闻工作者。其档案是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及中日战争的著作、印刷品和照片等。

 

(5)弗德曼照片,2信封。费德曼,身份不详(根据档案内容推测应是记者)。其档案描绘了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场景,也有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的肖像等。

 

(6)张书圻文书,25盒。张书圻,中国艺术家。其档案是关于中国艺术、抗战期间中美文化交往的日记、通信、演讲稿、著作、印刷品、绘画和照片等。也包括张书圻夫人Helen Fong Chang的文件。

 

(7)丹尼尔科·K·E·京收藏品,24盒(文件夹)。丹尼尔科身份不详。其档案是关于日据时期满洲里的回忆录、艺术品、邮票、奖章、明信片、照片、地图、期刊和他本人的一些信件等。

 

(8)萨金特信件,1文件夹。萨金特1941年任中国成都齐鲁大学美籍教授。其档案有关于中日战争和1941年中国社会状况的信件摘要。

 

(9)思庞特文书(数量不详)。思庞特,美籍法裔作家。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上海社会状况和在上海的欧洲社团的札记、信件、大事记、照片、即显电影胶片、录音带和印刷品等。

 

(10)凯里文书,3盒。凯里,英国商人。其档案是关于中国,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社会状况的回忆录、著作、印刷品和照片等。

 

(11)兰德尔信件(数量不详)。兰德尔,美国商人。其档案是关于1930-1940年中国社会状况的信件。

 

(12)达夫文书,15盒。达夫,加拿大商人。其档案有关于在华传教士、抗战期间社会状况以及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的通信、大事记、回忆录、著作和照片等。

 

(13)普鲁特文书,1文件夹。普鲁特,美籍传教士。其档案有关于其抗战期间在华传教和从事社会工作的信件、报告和印刷品等。

 

(14)里德信件,1文件夹。里德,美籍传教士。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在华传教工作的信件摘要。

 

(15)卡斯蒂文书,4盒。卡斯蒂,美国教育家、传教士。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国教会学校和战后赈济中国难民的通信、会议记录、备忘录、演讲稿、著作和印刷品等。

 

(16)博因顿文书,11盒(信封)。博因顿,美籍传教士。其档案有关于其战时在上海的传教工作及中国社会状况的日记、通信、著作、小册子、学校课本及照片等。

 

(17)斯科特文书,4盒。斯科特,美籍传教士。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国社会状况、传教工作及福建协和大学的通信、报告、著作和照片等。

 

(18)谢菲德文书,1盒。谢菲德,美籍传教士,曾任蒋介石顾问。其档案有关于战时中国社会状况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回忆录、大事记、研究和照片等。

 

(19)里特维德文书,1盒。里特维德,美籍传教士。其档案有关于女青年会在芝罘(Chefoo)的传教工作、洪灾赈济、以及其他教会活动的笔记、教材和印刷品等。

 

(20)艾洛斯文书,51盒,7卷电影胶片。艾洛斯,美国医生。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国际医疗援助的通信、札记、回忆录、著作、报告、照片、电影胶片和大事记等;也包括艾洛斯同事乔伊斯·坎贝尔(Joyce Campbell)的文书。

 

(21)克鲁克文书,3盒。克鲁克,美籍医疗传教士。其档案是关于中国社会状况、传教工作及医疗救助工作的通信、回忆录和照片等。

 

(22)艾伦文书,4盒。艾伦,美国商人。其档案是关于整个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初期,上海美国团体生活状况的通信、杂录、法律和财产记录、印刷品、照片等。其中包括艾伦继子戈弗雷·R·格雷格(Godfrey R.Gregg)的日记、磁带和其它材料。

 

(23)维克多文书,4盒。维克多,前苏联侨民。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苏联侨民在中国哈尔滨的生活状况的通信、回忆录、布告、著作和照片等。

 

(24)布朗德杰斯特回忆录,1文件夹。布朗德杰斯特,荷兰籍机械师。其回忆录是关于1942年他从北京日军战俘营越狱后,经过越南到重庆的经历;也有一些他的信件。

 

(25)中国-犹太协会文献,9盒。其档案是关于战时前苏联、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犹太难民,尤其是犹太团体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生活状况的信件、个人身份档案、回忆录、财产报告、规章制度、印刷品及照片等。

 

(26)华伦斯坦文书,1盒。华伦斯坦,美籍德国人,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在华犹太团体的回忆录、讣告、地图、绘画和书画等。

 

(27)尼西姆文书,2盒。尼西姆,英国人,其档案是关于1920-1940年代上海犹太难民群体的通信、身份档案、期刊、剪报、印刷品和照片等。

 

(28)埃尔曼文书,17盒。埃尔曼,德国犹太难民、作家。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德国犹太难民事件及逃亡犹太难民在中国获救、生活情况的通信、个人档案、著作、印刷品、照片和艺术品等。

 

(29)马库斯文书,1盒。马库斯,德国犹太难民。其档案是关于抗战期间在中国的德国犹太难民生活状况以及难民组织的日记、抄本和口述史记录。

 

其它:在所有涉及抗战的档案中,威廉·卡伦·丹尼斯(William Cullen Dennis)文书极其特殊。它是关于二战期间各国边界争端的国际仲裁、各国政府的法律声明以及国际和平组织的通信、记录、备忘录、报告、著作、法律摘要、法律案例文件和印刷品,也包括一些国际仲裁的法律文件,涉及中国、美国、墨西哥、哥斯达尼加、巴拿马、海地、委内瑞拉、秘鲁、智利、英国、挪威等国。

 

综上所述,胡佛研究所典藏的抗战档案文献是以相关个人的私人文书为主体,间杂少量相关机构或组织的档案文件。尽管其本体数量及文本质量,均与中美两国国家档案机构典藏的政府文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批档案文献绝大多数形成于抗战期间,是战时中美两国各阶层人士的前后一贯、系统完整和鲜明活泼的个人“抗战史”,既有宏观的理性思维、也有主观情绪的宣泄;与严肃冷峻的政府文件相比,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第一,从私人文献角度看,能为抗战期间诸多中美政策和重大事件的研究,提供全面翔实佐证史料,既能纠正过往不太全面的史观,又能拓展、深化新领域。第二,从文本内容角度看,能摆脱历史现象迷惑,深入决策层人物内心世界去了解,关于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政策制订和重大事件应对的背景和过程;深入社会底层,了解战时民众真实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第三,能引发新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等。

 

作者简介:唐伯友(1972-),男,硕士,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馆员,研究方向:抗战文献整理与研究;任竞,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

 

①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Hongkong、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Taiwa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China,September 2012,published by Hoover Institution。

 

②代表性成果有:吕芳上:《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及其典藏的民国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03月;吴景平:《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王丽:《胡佛研究所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等。

 

③笔者根据该所提供的最新目录,即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Hong Kong,September 201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Taiwan,September 2012及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China,September 2012统计所得。

 

④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China,September 2012,published by Hoover Institution。关于胡佛“宋子文档案”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吴景平:《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⑤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Taiwan,September 2012,published by Hoover Institution。

 

⑥⑧⑩详情请参阅王丽:《胡佛研究所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⑦(11)(12)(13)(1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ldings on China,September 2012,published by Hoover Institution。

 

⑨关于“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的详情,请查阅杨雨青:《宋子文与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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