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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双林: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

作者: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年07月19日

摘要: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严复和梁启超是两个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但是二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以往学术界针对严复在清末民初讽喻和指责梁启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梁启超的反应基本未予涉及。本文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入手,于不疑处起疑,借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将梁启超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力图勾勒出梁氏著作在论及严复思想时存在的“凹陷”现象,并分析了梁启超对严复批评保持“沉默”的原因。

 

关键词:梁启超 严复 沉默 言说

 

长期以来,严复、梁启超二人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围绕二人关系的研究中,以往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二是考察严复与梁启超的交谊活动。研究者们以往关注的主要是严复对梁启超的热赞、评骘、暗讽、冷讪,很少去考察梁启超对严复态度的变化。只有黄克武的文章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作者同时认为:“作为后辈的任公则默默地接受严复的批评,除了光绪23年(1897年)所写的《与严又陵先生书》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反驳。”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言说。

 

让我们先从《清代学术概论》谈起。

 

一、从《清代学术概论》谈起

 

严复是近代中国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今天翻开任何一本中国近代史教材或专门史,在写到戊戌变法这一历史时段时,都会提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四个人,而且在着墨上不会相差太远。

 

然而,如果我们打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会发现,该书在对以上四个人的论述上,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对乃师康有为,全书用了两节(第23、24节)三千多字进行介绍和评价;对梁氏自己,也用了两节(第25、26节)四千余字;对谭嗣同,用了一节(第27节)两千多字;而对严复,则只在第29节中用了85字予以介绍和评价。这85字是:“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很明显,其中有10个字是否定性的。

 

不仅如此,梁启超在这一节中对西洋留学生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2]

 

为什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康、谭、梁、严的论述会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呢?

 

如果说梁启超在撰写《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过程中,因格于体例[3]或限于时间,无法对严复的思想做深入的思考,而只能就自己掌握的资料,随着思想的展开信笔而书的话,那么他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应该对严复的思想做一详细的介绍,并予以客观的评价。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号《绍介新著》栏目里介绍严复翻译出版的《国富论》前两编时,曾一方面肯定严译《国富论》在选择上“诚得其本”,在翻译过程中所加按语“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在各种名词的审定上,“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肯定“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同时他也指出了此书的两大不足:一是太旧。“此书印行后,迄今百有余年。其间学说之变迁,不下数十派。愈辨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书,几如夏鼎商彝,视为陈迹。”二是文字太艰涩。“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梁启超接着还写道:“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4]梁启超在这里表面上半是肯定,半是否定,实际上否定多于肯定。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对严复作了如下介绍和评价:“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虽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5]在这里,梁启超对严复在当时思想界所起的作用予以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仍被置于对欧美留学生的基本否定的语境中。

 

按照常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严复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应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然而事实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严复思想的介绍,不仅没有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而且评价比以前更低。从“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到“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这两句带有价值评判性的话,高矮轩轾,一看即明。

 

《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后不久,即1922年,梁启超在所撰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社会文化上感觉不足。其中在谈到第二期的代表人物时指出,“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6],并认为“这一时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7]。据笔者所知,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将严复与康、梁相提并论。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谈到清末新思想运动时,提到了四支“主要潮流”,或者说思想界之“重镇”,即“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章太炎(炳麟)”、“严又陵(复)”、“孙逸仙(文)”。在此,梁启超再次将严复与其本人及朋友、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置于同等的地位。在具体谈到严复时写道:“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8]梁启超对严复的介绍和评价仅止于此。以后直到逝世,再也未见他对严复的思想和翻译活动做过系统的讨论。

 

我们不禁要问:梁启超在上述著作中对严复的介绍全面吗?评价客观吗?

 

但梁启超论述严复的主要文字就这么多。很明显,就梁启超谈梁启超,很难回答上述问题。现在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来个烘云托月,看看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学者是如何看待严复的。

 

二、同时代学者笔下的严复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但在他自己看来,则不过是一个文学家。他说过:“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9]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的确下了很大的工夫,不仅提出了信、达、雅三种翻译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10]。译成之后,吴汝伦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严复在文学方面的造诣,说:“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他认为严复所译之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11]。

 

如果说吴汝伦的评断是师友间的相互褒扬,那我们可以看看其他人的看法。

 

1922年,提倡白话的胡适在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将反对白话的“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文章”和“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置于同等的地位,分专节(第四节)进行介绍。对于严复采取古文译书,胡适表示理解,说:“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适用。所以严复译书的文体,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他肯定严复“是介绍近世西洋思想的第一人”[12],严译诸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他还引用《群学肄言》中的一段话,然后指出:“这种文字,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怪不得严译的书风行二十年了。”[13]

 

同样,古文家钱基博1933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专门对严复的“逻辑文”进行了介绍。不过他不是将严复与林纾放在一起,而是与章士钊放在一起,并且将严复、章士钊的逻辑文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民体作了比较,指出:“康有为、梁启超之视严复、章士钊,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有袭八股排比之调,而肆之为纵横轶宕者;康有为、梁启超之新民文学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严复、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论文之家,知本者鲜。独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矣。若论逻辑文学之有开必先,则不得不推严复为前茅”。[14]在介绍严复时,钱基博没有局限于文学,而是将其生平、政治活动、思想主张、学术师承、学术成就及影响作了全面的介绍,甚至还涉及一些鲜为人知在的掌故。

 

当然,不仅仅是钱基博涉及到了严复的学术与思想。

 

1923年12月,蔡元培在所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五十年来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在谈到对西洋哲学的介绍时,蔡元培开宗明义地写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对严复以古文以西文,蔡元培也是理解的,认为“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狠读得下去。”对严复名著的思想性,蔡元培也作了介绍,说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蔡元培还注意到了严复思想的前后变化,说:“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15]蔡元培对严复思想的介绍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当时谈严复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不仅是胡适、蔡元培、陈子展和钱基博,也还有别人,不过不是从正面去肯定严复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而是从负面去分析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时存在的不足。此人即梁启超的好友张君劢。

 

张君劢在《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一文中,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严复的那段话开头,然后写道:“窃谓处二三十年前之中国,东西洋学问文字之隔绝,犹之我之宽衣博带,与彼之狭袖短褐,其不易互通,不待言矣。独侯官严氏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洋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于独创。译名如‘物竞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张君劢行文至此,笔锋一转,写道:“特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往往以古今惯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意转歧混。”他接着写道:“我文所欲论,不在严氏译文之批评,而在严氏所输入之西洋哲学家言。以此等哲学家生世,距今远者则四五十年,近者则二十年,此四五十年或二十年中,西洋哲学界上已呈莫大之变迁。故以严氏译著中有关系之各家为本,以之与最近哲学界作一比较,庶几可以窥见西洋思想之变迁,而我学界知所从事欤。”[16]观其下文,张君劢以严译著作家中足以代表十九世纪思想界的穆勒约翰、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为对象,讨论数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无非是想说明,几十年来西方哲学已向前迈进,严译已成刍狗。如果熟稔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期对严译《原富》的批评,可以说张氏此文了无新意。也正因此,该文后来几乎无人知晓。查这一时期张君劢与梁启超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基本可以断言,梁启超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在刊发之前,张君劢应该知道其内容;而张文之所以要以严译诸家中足以代表19世纪思潮的部分思想家为论述对象,很明显受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严译诸书评价的直接影响。因此,虽不能说张氏撰写此文系梁启超授意,但将该文视为张君劢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诠释,或许并不为过。

 

有趣的是,梁启超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蔡元培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和张君劢的《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四篇文章,都是应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之约而撰写的,后来又都收入了申报馆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讨论五十年中国进化的梁启超几乎不谈严复,讨论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与哲学发展的胡适和蔡元培却要详谈严复,讨论五十年来西洋哲学发展的张君劢撇开西方哲学,非要以严译对象为对象,藉以贬抑严复,这个反差不能说不明显。

 

事实上,对严复的思想进行阐述和评价,并非始于民国初年。早在清末,革命党就曾围绕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展开过一次讨论。

 

1903年,严复翻译的英国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书序、随文注释以及后来撰写的《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有感》一文中,严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根据甄克斯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经过蛮夷、宗法、军国三种社会形态的学说,严复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秦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军国社会。不过这一转化过程到清代也没有完成,“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杰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17]在该书按语中严复说的更明白:“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18]

 

甄克斯认为,蛮夷社会无主义,宗法社会为民族主义,军国社会为国家主义。既然中国社会宗法居其七,军国居其三,那么当时的民族主义就必然非常强大,而军国主义则要相对弱一些。所以严复在另一则按语中写道:“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对于民族主义的存在形式,严复认为,此“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但他对民族主义的作用评价并不高,说:“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19]从后来写的《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有感》一文内容看,严复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排外”而非“排满”。在该文中他指出:“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虽然,处今之日,持是义以与五洲之人相见,亦视其民品为何如耳。使其民而优,虽置此义,岂至于灭?使其民劣,则力持其义者,将如昔商宗之计学,以利国不足,而为梗有余。”“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20]由此可见,他对民族主义并不怎么看好。

 

1905年,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严复是“明哲之士”,另一方面对严复在《社会通诠》按语及《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有感》一文中的有关民族主义论述提出温和批评。[21]稍后,胡汉民在《民报》第2期上发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一文,试图对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新的阐释。他认为严复“对于民族国民主义,实表同情,薄志弱行者慑于革新事业之难,托而自遁,非严氏本旨也。”[22]对严复在《社会通诠》一书按语中关于民族主义的否定性看法,胡汉民认为,“其意欲人人言军国主义以期自立,而未尝以排满者为非。”在胡汉民看来,严复的这种看法与其在《群学肄言序》中对当时人们只考虑破坏、不考虑建设的担忧,是出于同样考虑。所以,“严氏之所不同于时之革新论者,亦在程度之问题,而不在性质之问题。今概以为歧视,则不善读严氏书之过耳。”应该说,胡汉民对严复,多少有点袒护,而其真实目的,则是将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利用严复的主张攻击革命排满的思想区别开来。

 

1907年1月,《中国新报》创刊,杨度不仅在其撰写的《中国新报叙》中运用了甄克斯的人类社会进化的三种社会形态学说,而且在该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中,对严复的上述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发挥。[23]在《中国新报》创刊号出版之前,梁启超已在《新民丛报》第4年第16期将《中国新报叙》全文刊出,并配写了评论。在评论中,梁启超将当时的政论分为“以种界为立脚点”和“以国界为立脚点”两大派别,并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4]这不能不激起革命党的激烈反弹。章太炎、汪东、柳亚子、奇零人、非非等人先后撰写文章,对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进行严厉批评。或许在撰写《中华民国解》一文过程中,章太炎才明白,杨度的“金铁主义说”的思想根源在《社会通诠》和严复,所以后来他又专门写了《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对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因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此处不再展开。

 

从以上情况看,当时不论是杨度对严复民族主义思想的发挥,还是胡汉民对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重新解释,抑或是汪精卫、章太炎对严复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梁启超都非常清楚。[25]然而,梁启超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对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既不作系统介绍也不作过多评价,基本上保持了沉默。

 

通过上面与同时代学者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梁启超在介绍和评价严复思想时出现的“凹陷”现象。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人事交往外,梁启超与严复在思想上有无关联?

 

三、严复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受“东学”影响很大,但在早期却受严复影响很大,却也是事实。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一点。[26]但梁启超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过严复的影响,除潘光哲对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承袭”严复的论说有所考察外[27],至今似尚未见有人作过专门论述。就笔者看来,梁启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过严复的影响:

 

第一,进化论思想。20世纪初年有人在家信中这样评价《新民丛报》:“吾谓学游六年,不如读此报一年;读书十卷,不如读此报一卷。此报一出,而一切之日报、旬报、月报,皆可废矣。何则?他报之能开风气者,述政艺不为不精(如《汇报》、《政艺通报》等),唱民权不为不烈(如《国民报》、《中外日报》、《选报》、《清议报》等),论外患不为不切(各报皆然),詈时局不为不快(亦各报所有,而惟《中外日报》、《选报》、《清议报》、《国民报》为最),讲学术不为不新,而究未有本天演之公例,辟人群之义务,洞环球之全局,澈教育之根源,如《新民丛报》者。”[28]在这里,“本大演之公例”被放在了首位,向《新民丛报》所宣传的进化论思想,是梁启超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接收的。据《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一书记载,当年严复所译之《天演论》脱稿后,“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29]。另据1896年10月严复给梁启超的信说:“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30]由此看来,梁启超当时不仅读过严复译的《天演论》,而且读的是未刊的稿本。非至交密友,恐难沾此惠。

 

第二,合群思想。合群思想是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张灏所说,当时梁启超的大部分社会政治思想都是围绕“群”展开的。“合群对梁的经世理想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几乎他所有有关社会政治的文章都在这方面或在那方面涉及到这个问题。”[31]而梁启超的合群思想,主要受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影响。对此,梁启超在《说群序》中曾写道:“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义》,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颐,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事实,作《说群》十篇。”[32]在此,梁启超对其合群思想的来源,说的再明白不过。

 

第三,开民智及新民思想。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刊发《原强》一文,指出: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不可。所谓的标,就是收大权,练军实;所谓的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33]。至于如何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严复当时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方案。据1896年10月严复给梁启超的信看,当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此文,并向严复索要文稿,拟在《时务报》转载。严复在回信中谈了该文的命意,指出:“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并表示,“今取旧观,真觉不成一物”。答应“拟更删益成篇,容许日后续呈法鉴”[34]。另据师顾室主人(真实姓名待考)1898年6月给梁启超的信说,他曾从湖北将严复的《原强》一文寄给上海时务报馆,因“未蒙贵馆采纳”,致使寄信者“颇切疑怪”。因为在他看来,严复“固足下等相识,夙相器重之人,而其文又久为足下等所传诵,则知刍荛之见,固不谬于大君子之恉也。”[35]这篇《原强》,应该是严复在原来基础上删益过的。从后来《侯官严氏丛刻》中收录的修改后的《原强》一文可知,严复在该文中正式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张。也就是说,维新运动期间,除了梁启超与严复两人在通信中所谈外,梁启超至少还看到过《原强》一文的两种版本。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刊告白”中写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36]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严复“三民”主张中“开民智”、“新民德”的影子。但后世研究梁启超的学者在谈到其《新民说》时,多强调其与《大学》中“新民”的关系,而不考虑严复的影响。这实际上对严复是不公平的。

 

第四,保教非所以尊孔思想。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章程》中系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三保主张,并得到其学生的赞同。严复对此颇不以为然,先后写了《有如三保》、《保教余义》、《保种余义》等文章在《国闻报》上发表,对此展开讨论。后来严复在代表《国闻报》同仁致梁启超的信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严复的观点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同,1897年他在回复严复的信中写道:“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37]1902年,梁启超专门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在该文《序言》中,梁启超写道:“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何则?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浡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若云保华种也,吾华四万万人,居全球人数三分之一,即为奴隶为牛马,亦未见其能灭绝也。国能保则种自莫强,国不存,则虽保此奴隶牛马,使孳生十倍于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种之事,即纳入于保国之范围中,不能别立名号者也。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今试一一条论之。”[3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严复在梁启超思想转变中的作用。

 

总的来看,晚清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如果说当时梁启超是舆论之母的话,那么严复则是理论之源。他们在晚清曾共同伫立于时代前列,搏浪弄潮,引导中国社会前行。

 

既然严复对梁启超影响如此之大,为何会出现《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存在的情况呢?

 

四、梁启超对严复“沉默”现象探源

 

史华慈在《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曾经指出:“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都是外人,对于极端保守分子来说,严复当然是该诅咒的人;对于谨慎的改革者,如仍极注重‘保教’的张之洞来说,严复对保教公开表示冷漠是极其令人恼怒的。……甚至对康有为及其同伙来说,严复在许多方面也与他们不合。他们中较年轻的成员,如梁启超和谭嗣同,肯定深受严复文章的激励。……但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毕竟是通过科举上来的,并十分注重把他们自己的思想置于传统的参照系中。他们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派系。严复则不属于这个圈子,他仍是个未能通过官方考试的人。”[39]这里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严复和梁启超活动圈子的差别绝不止于此。

 

就严复而言,除了史华慈所说的圈子外,至少还有三种因素值得考虑,即政治的、学术的、乡土的。所谓政治上的因素,是指严复回国后始终没有得到高层的赏识提拔,进入政治核心;而他的同学在甲午海战中基本战死,中年以后在政治生活中无法与同学互相帮助、提携。所谓学术的因素,一是指严复当时在学术上虽曾得到郭嵩焘、吴汝伦等桐城学派领军人物的赏识,并未真正进入传统学术的圈子,甚至一些桐城学派的人也将其视为外人;二是指严复主持教育二十年,竟然没有培养出一批军事、政治、学术上的精英,这与康有为的十年万木草堂相比,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失败。所谓乡土的因素,是指近代福建作为侨乡,出洋的人多,在北京做官的人少,无法如江浙一带的官员那样,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也无法像康、梁等人那样,靠乡土情谊,形成一个学术群体。以上情况说明,严复在晚清基本上是一颗流星,而流星的下场就是毁灭。这世间本不需要流星。

 

不过,以上情况,均不足以成为梁启超在其著作中淡化严复的主要原因。

 

就笔者看来,严复之所以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受到冷落,有三种情况不能不考虑:

 

第一,梁启超和严复在对待一些政治、学术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虽然梁启超客气地说:“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但通过《汪康年师友书札》我们知道,梁启超的这封信,是经过督促以后才回复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复信中,梁启超也并没有一味听从严复的“教导”,而是有所保留。例如对于《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梁启超一边承认存在不足,一边却写道:“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同样,对于中西方古代有没有民权,梁启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顾以为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启超颇不谓然。……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先生又谓何如?”

 

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后,“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梁启超与学习桐城派古文的严复围绕“文学革命”问题发生一次激烈论争。不过,这次不是严复指责梁启超,而是梁启超主动出击。前面提到过,《新民丛报》第1号上,梁启超在《绍介新著》栏目中介绍严复翻译出版的《国富论》前两编时,曾一方面肯定其贡献,一方面指出其不足,并提及“文学革命”一事。严复看到后,在公开答复梁启超的信中对梁的夸奖毫不领情,指出:“大报尝谓学理邃赜,宜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诚哉其为流畅锐达也。编中屡举畴昔鄙言。又绍介新著,于拙译《原富》之前二编,许其精善。凡此已悉出于非望矣。至乃谓于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则不徒增受者之惭颜,亦将羞神州当世贤豪,而大为执事知言之诟。”对于自己的西学知识,严复虽然自信,但并不感到自豪,认为不过是“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对于自己的中学知识,严复则坦承不足:“若夫仆中学之浅深,尤为朋友所共见,非为谦也。”不过,严复既不以先通西学为喜,也不以不精中学为憾,而是以文章家自居:“道不两隆,有所弃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学无师,于圣经贤传,所谓宫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门而入之。其所劳苦而仅得者徒文辞耳。而又不知所以变化,此所以闻执事结习之讥评,不徒不以为忤,而转以为欣欣也。”

 

接着严复对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反驳,指出:“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这是典型的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他继续写道:“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司马迁说过:“其志洁者其称物芳”。韩愈也说过:“文无难易惟其是”。严复认为,“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对梁启超提倡的“文界革命”,严复持否定态度,指出:“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若夫翻译之文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去者矣。佛氏之书是已。然必先为之律令名义,而后可以喻人。设今之译人,未为律令名义,闯然循西文之法而为之,读其书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对于自己从事的翻译事业,严复坦然承认,自己选择的西书都是“学理邃赜之书”,读者对象乃“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而非“学僮”,假如读者“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这是读者的过错,译者不应承担责任。严复接着写道:“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日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40]此次严、梁之争,是双方围绕文学主张的一次激烈交锋,双方在文章中使用了“文士结习”等不太友好的词句,说明二人之间的隔阂已经很深。或者可以说,两人在文学上根本不是同道,而是对手。

 

第二,严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梁启超进行指责。根据蔡乐苏、戚学民和黄克武等人的研究,严复不仅在私人信件中频频指责梁启超,而且直接写信劝导,他翻译《群学肄言》、《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撰写《政治学讲义》,评点《老子》都是为了讽喻梁启超。究竟是不是严复翻译《群学肄言》、《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撰写《政治学讲义》,评点《老子》都是为了讽喻梁启超,不敢说,但严复在译著的字里行间对梁启超的做法不予认同,甚至常常有所批评、指责,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梁启超的心理及情感。

 

第三,参加袁世凯复辟帝制,将自己置于梁启超的政治对立面。尽管清末以来,梁启超与严复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思想纠葛,但进入民国以后,二人在支持袁世凯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梁启超保持了对严复应有的尊重,不论是创办《庸言》杂志,还是在万牲园举行修禊题咏,抑或上书呈请改孔教为国教,都曾请严复参加或列名其上。不过这种尊重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的。1913年严复60岁,据说该年1月16日梁启超发表在《庸言》第1卷第4号上的《寿几道先生》是请人代笔的。[41]等到袁世凯真正要复辟时,二人之间的差异显现出来。严复迟疑观望,最终列名筹安会,而梁启超则毅然决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复辟,并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政府。尽管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未通缉严复,但严复在政治上已经是一落千丈。梁启超是个多变的人,但不是一个没有情谊、没有原则的人。1898年,戊戌六君子遇难后,他写了《殉难六烈士传》。1915年麦孟华去世后,他写下了《哭孺博八首》和《祭麦孺博诗》。1924年夏曾佑去世后,他写下了《亡友夏穗卿先生》。然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因后来参加张勋复辟,梁最终与其分道扬镳。同样,严复在参与袁世凯复辟之前,梁启超始终保持着对其表面的尊重;在严复参与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基本上断绝了与其来往。1921年严复去世后,梁启超选择了沉默。有时,沉默也是一种言说。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两个杰出代表,严复和梁启超清末曾携手并行,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他们桴鼓相应,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个人性格的不同,由于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不同,更由于当时各自改造中国的方针不同,作为前辈的严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梁启超进行讽喻、规劝甚至指责。做为晚辈,梁启超对严复的讽喻、规劝和指责,在表面上保持了应有的礼貌——沉默。但表面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认同,不惟不认同,有时甚至是抗拒。加之其它一些原因,几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使梁启超对严复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导致了二人关系的疏远,而且影响到后来梁启超清代学术史著作的撰写。具体说来,就是在涉及严复的思想及贡献时,梁启超都有意无意地去回避、去低估,实在绕不开时,也是点到为止,不作展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沉默。做为一个曾经受到严复思想很大影响的人,梁启超的这种做法多少对严复有些不公平,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可以理解。

 

注释:

 

[1]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2]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第80页。

 

[3]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写到:“有清一代之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它则附庸耳。”(见《梁启超论清学二种》)且不说有清一代学术,带有时代运动色彩的潮流是否只有“考证学”和“今文学”,即以其记述内容而言,除“考证学”和“今文学”外,对其他“附庸”的介绍,也颇不相同,如对前清时期梅文鼎、顾祖禹、刘献廷、章学诚,对晚清时期杨文会,无论是介绍的详细程度和评价的高度,都要超过严复。

 

[4]  《绍介新书〈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3-115页。

 

[5]  《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原第58号,第33页。

 

[6]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编印,第4页。

 

[7]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最近之五十年》,第3页。

 

[8]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二种》,第125页。

 

[9]  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第110页。

 

[10] 赫胥黎:《天演论•译例言》,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1] 赫胥黎:《天演论•吴汝伦序》。

 

[1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近之五十年》,第5页。

 

[1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近之五十年》,第6页。

 

[14]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460页。

 

[15]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最近之五十年》,第1-2页。

 

[16] 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最近之五十年》,第1页。

 

[17] 甄克斯:《社会通诠•译者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8] 甄克斯:《社会通诠》,第15-16页。

 

[19] 甄克斯:《社会通诠》,第115页。

 

[20]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84、787页。

 

[21]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22]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注:本段凡引自上文者不再注出。

 

[23] 关于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与严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需专文讨论,此处不再展开。

 

[24] 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新民丛报》第4年第16号,原第87号,第6-7页。

 

[25] 从《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内容看,梁启超在《中国新报》出版前就知道该报创刊号刊发文章的内容。

 

[26] 史华慈就曾说过:“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严复对于梁启超后来发展的影响远比他的老师康有为对他的影响深刻。”(史华慈:《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77页。)张灏也说:“梁对西方进步思想的兴趣必须追溯到他流亡前的几年里。在那段时期,主要通过康有为和严复的影响,‘进步’对梁已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理想,并且以康有为‘三世说’的形式,成为梁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27] 潘光哲:《划定“国族精神”的疆界:关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思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

 

[28]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30] 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5页。

 

[3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68页。

 

[32]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33] 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第14页。

 

[34] 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第514-515页。

 

[3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6页。

 

[36]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37] 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9页。

 

[3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0-51页。

 

[39] 史华慈:《严复与西方》,第76-77页。

 

[40] 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第109-111页。

 

[41] 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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