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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

作者: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第3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年02月17日

在这批“张藏信札”中,最宝贵的是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通信。在即将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第一册至第三册中,总数达412封,内含10封张夫人李经璹写给父亲李鸿章的和1封李鸿章回复李经璹的。此外在第十六册中,还有另行搜集的三信。张佩纶公子张志潜曾解释说:书信的“外祖文忠公部分诸务,整齐画一,所得先公函札,均排年存贮。既缔姻,先太恭人遂取以归。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无缺漏,其闲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牍最多,闲有遗失,盖亦廑矣”(张志潜:《涧于集·书牍后序》,第1页)。

 

考张李通信,在1905年吴汝纶编辑出版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和1922年张志潜编辑出版的《涧于集·书牍》中,已有部分刊布。但《涧于集·书牍》中的书信均不标识日期,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也无法建立张李信件往来之完整体系。而台湾学术界,据说前些年在“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也找不到《涧于集·书牍》,文海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涧于集》亦缺书牍部分(苏启昌:《张佩纶与晚清清流集团》,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第7页)。以致李宗侗、刘凤翰著《李鸿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时,没有引用这部对于谱主极为重要之史料,这在两岸交流尚不充分的年代,曾经造成研究空白。台湾学者高阳曾在《同光大老》之“杀贼书生纸上兵”一节中说:“有一点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高阳:《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显然,高阳也未读过《涧于集·书牍》。在以往历史作品中,张佩纶被描摹成大言炎炎却不懂实务的白面书生,是马江之战临阵脱逃的丑角人物,这些作者,其实从未读过佩纶之奏章、书信和诗文,根本不知佩纶曾是何等重要、何等精彩、敢恨敢爱、有声有色之人物。高阳独具慧眼,他对张李关系猜测准确,假若他看到张李通信及本书披露之书札,他笔底波澜必会更加壮阔,对晚清大时代之描写也会更加丰富多姿。

 

张佩纶家藏信札》中李鸿章与张佩纶通信起于光绪四年,此前对此存有讹误,因为最初三封信落款处均无年份,其中第一、第二信无日期,第三信署六月廿九日。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李鸿章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者将其均定为光绪五年。

 

以第一信为例,其全文如下:

 

幼樵世仁弟馆丈大人阁下:

 

春间接到惠函,稍稽裁复,比维令望日隆,荩猷卓著,曷任企颂。此间自三月后连沾雨泽,畿境及晋、豫各属亦已迭沛甘霖,秋禾可以播种,数省孑黎庶不尽为沟中之瘠。前阅邸抄,获读大疏所陈遇灾修省各件,均能洞见源流,切中窾要,洵属有裨时局。迩来台省诸君子非不勇于言事,鄙意微嫌其考之未详,故论之或未尽当。执事事理通达,而复审以知微之识,辅以敢言之气,遂如凤鸣高冈,群音敛响,倾企曷已。《朔方备乘》全书尚未刊竣,先奉上图说十部,《李氏书五种》亦呈十部,希即察收。令兄到浙需次,初尚未有位置,颇为惦念,近闻已得差委,藉资敷衍,想竹报中已提及矣。专泐,复颂台祺,顺贺节禧,不具。馆愚兄李鸿章顿首。

 

此信提到“《李氏书五种》亦呈十部”,而在《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所刊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桂嵩庆函中,提到“寄来《李氏五种》百部,亦照数查收矣”(李鸿章:《复淮扬水师营务处江苏题补道桂》,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十二册,第303页),则李赠张之《李氏书五种》,来自桂嵩庆光绪四年所寄。同日李鸿章还有复饶应祺信札,内称“此间自三月以来连得阵雨,人心渐定,惟流民甚众,纷至沓来,现拟酌量资遣,俾趁耕作。河间等属饥苦尤甚,蒙恩截拨漕粮,分别散放。但冀此后晴雨调匀,秋成告稔,或可稍资补救耳。专泐,复贺节禧,顺颂升祺”(李鸿章:《复署陕西同州府正堂饶》,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第304页),对于方经丁戊奇荒后直隶地区之气候描写与李张第一信完全相仿,尤其注意末尾“复贺节禧”,则此信显然写于端午之前,与致桂、饶信函日期相近。

 

同样亦可证明第二、第三信写于光绪四年,此处不赘。需要指出的是,第四信系李鸿章对张佩纶光绪五年十月初九日去函之答复。原信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楷体,属幕友代笔。后半部分为鸿章亲笔。从内容看,与张信所谈三项内容(办丧事、询鸿章对伊犁交涉的看法、推荐事)完全呼应。《全集》却将其分拆成两信,这些,细心的读者能从影印的信件中看得分明。

 

本书公布之张李通信,起于光绪四年,迄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议和,前后绵延长达23年,这样一部相对完整的上层政治人物往来通信,在近代史料文献中亦是绝无仅有的。尤其从光绪四年到十年,是“清流”势力崛起到消弭的完整时期,“清流”有意拉拢当时最具实权的洋务派大佬李鸿章,所展开的各种上层活动,有连手推进的,也有不配合甚至彼此龃龉不悦的,这些基本史实以前很少被史学界了解,因而不能对光绪朝前十年的许多历史进程和事件作出准确叙述。而张李通信,提供了新鲜生动的材料。由于张李分居京津两地,许多事情要详细商量,这就使得他们的书信内容坦率、丰富和错综复杂。

 

张佩纶与李鸿章筹划之重大事件,包括北洋海军建设和筹划设立海军衙门、铁路建设、对日交涉琉球问题、李母去世后助其“夺情”复出等等,都是涉及国家发展的大事。过去学术界以为“清流”在治国理政的观念上趋于正统保守,孰不知他们与李鸿章其实走得如此之近。张佩纶曾告诉李鸿章:“盖佩纶与公行迹过密,已几几上达天听矣。”

 

张佩纶致李鸿章最后一函写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901年10月29日),谈的是儿子志潜在上海筹办的婚事。另附一纸,为道员洪恩广谋职。信中还有张佩纶对时政的评论:

 

新政纷纷,译书则欲先割裂五经,房捐则欲量地计方,不谈间架,中西两不似,无非自扰。种种乖谬,此等内外大臣,如何可有变法?可叹也。

 

他不知道,此时李鸿章正走向生命尽头。十九日半夜,鸿章胃出血,陡然咳血半盂。虚汗头晕,病势危急。二十七日,鸿章撒手西去。而这封信二十九日方才寄到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

 

张佩纶拒绝随李鸿章赴京议和,曾在给另一朋友、军机大臣鹿传麟的信中有如下说明,也是对其后半生身世消沉的解释:

 

佩纶不愿随办交涉者,其故有三:以战败获咎,以议和起用,有乖素守,一也。昔以婿逐,今以婿随,始终目为之淮婿,不能自立,二也。译署颇能争持,今须摧刚为柔,始能稍有赞助,徒损生平,无补时局,三也。甲午之役,合肥以刘省三不出,环顾诸将无可属,约至密室,欲以侍督卫汝贵一军往驻平壤。非不欲慷慨请缨,一洗马江之耻,而政府既有嫌隙,合肥方蹈危疑,骤举败将,又是姻亲,必骇物听,遂力辞之。然傅相坚不许回里。端坐悒悒,卒因此招忌,盛宣怀及李□□,以五百金贿参驱逐,从此鄙人颓然自放,不复萌用世之想,诚以时势如江河日下,不可谈兵,决无雪耻图功之会也。(张佩纶:《复鹿菘砚尚书》,《涧于集·书牍》卷六,第55页。按:李□□当为李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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